作者：夏佩芳
儿时影像破碎不堪，
时而清晰，
时而模糊，
飘忽不定，
钩沉佚失真非易事。
——银色的童年不如金色的童年，却比铜、铁、锡好多了。儿时影像破碎不堪，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，飘忽不定，钩沉佚失真非易事。下面信息来自父母和兄弟姐妹，来自亲戚朋友以及自己的记忆，谬误繁多，不作史料佐证。
带着出生费来到世上的孩子
父亲一生中只上过一次牌桌，就是这一次赌牌，迎来了我的降生。
父亲是裁缝，中式裁缝，那时老百姓生活比较拮据，过节才添置新衣服，平时生意比较清淡，到了新年特别忙。1948年农历新年，父亲忙完了最后一批活，被伙计们推推拉拉地上了牌桌。父亲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赌博、不进舞厅，喝水也不放茶叶，是个只知干活不知享受的老实人，从来没有上过牌桌。那年生意比较好，送走了最后一批顾客，又得空闲，碍于大家的面子，勉强上了牌桌。在他人的指点下，父亲模仿着洗牌、摸牌、理牌和出牌，渐渐进入状态。
牌桌上你来我往，输输赢赢，甚是热闹，还是新手运气好，父亲渐入佳境，牌局一盘接着一盘，从正月初三晚上直打到初四（阳历1948年2月13日）凌晨，父亲面前赢来的零碎小钱已经堆积成小山，意欲收手已是不可能了，赢者意气风发，奢欲难填；平者望眼欲穿，急盼转运；输者气急败坏，更想翻本，个个意犹未尽。
凌晨四点多种，正当不可开交之时，有人匆匆告急，我妈肚疼即将临盆分娩！牌局只得中断，父亲急急忙忙赶去迎接我这个即将面世的婴儿。
当时父亲已经赢得有二十多元钱，打牌的潜规则是，赢者不能喊停、撤局的，只有惨败者才有权喊停，要不是我的出生打断牌局，牌局会一直打到父亲输光为止。
1948年初的二十元，足够接生一个婴儿，还可以给母婴补充一些营养。亲戚朋友都说，我的出生费是自己带来的，也有说初五是接财神的日子，是财神的引路人，会带来好运。
1948年2月，中国两种命运正进行着殊死决战，人民解放军正在作渡江准备。
一个新生命，呱呱坠地迎接着新中国的曙光。
命 运 多 舛
父亲16岁只身来到上海学生意，就是现在说的打工仔，十多年拼搏后，基本立脚。农闲时，乡下亲戚朋友就会到城里来探亲或帮忙，因此我家来往人员较多。那时的人比较随便，小住是常事，也有拖儿带女来做小工，一住几个月。因此，我们与帮工的小孩挤在一起生活，大约是周岁，帮工中的小孩出痧子（麻疹），感染到我，可能是我的体质弱，来势凶猛，体温一下高达40多度。当时的医疗条件差，一般采取“捂痧”的方法，关闭门窗，不让见光吹风，多喝水，效果不大。接着急剧咳嗽、流涕流泪、身上出现荨麻疹；点点红斑，时有惊厥或昏迷。爸爸妈妈急了，中医、西医、什么医院都去，中药、西药、什么药都吃，均不见效果。医生摇头，无力回天，父母绝望无奈，抱我回家，黯然伤心。
病情还在加重，身上的斑点在扩大，颜色加深，逐渐集中在左手腕的背面，集聚成一个黑色的毒瘤，小小的我已不成人样，不哭也不闹，安静得很，但是气如游丝，进得少，出的多，大家说不行了，准备后事吧。
妈妈已经哭成泪人，根本没有力气操办后事，就叫阿姆（妈妈的小姐妹，就是现在说的“闺蜜”，我们都叫她阿姆）来处理，当时我穿着绒线衣，阿姆从我的身上剥下来，说是孩子多，其他孩子还可以穿的，把我扔在水泥地上自生自灭。
我妈还是舍不得，不放弃，到处打听救命的方法，私人医生杨国安说，盘尼西林（即青霉素）可以治疗这种疾病，又说盘尼西林是统购物资、军控药品，用金条也不易买到。爸爸妈妈到处打听哪里有盘尼西林，我们居住的辑伍坊里有一个人，是华美大药房的老板，爸爸找到他，他二话没说，叫了两辆黄包车，俩人一前一后赶到四马路（福州路）、山东路口的华美大药房，他从保险柜里取出两盒盘尼西林，交给我父亲说赶快救人！ 药钱也没有收，车钱都是那老板付的。
真是神药！一针下去，有呼吸了，几针下去高烧退了，两盒还没有打完，病退神爽，又哭又闹，要吃要喝。身上的斑点退了，左手腕背上的毒瘤也渐渐萎缩到消失了，留下了3公分长1公分宽的长圆形疤痕，嘴角边有一条高烧造成的伤痕。阿姆和英囡阿姐（阿姆的女儿）见到我总会提起这件事，调侃说我是我们家第一个戴手表的人，因为手背上的疤痕很像一块方表，也正好是在戴手表的位置。还安慰我：将来有了工作，买块表戴上，疤痕就不见了，不会难看的。
有人说青霉素很危险，过敏反应会死人的，但是我对青霉素情有独钟，青霉素是我的保护神。此事以后我不太生病，可能这次大病把我一生中的毛病都提前生掉了，在我有限的病史中，只要较重一点的毛病，打青霉素就见效。八十年代初的一天，我在单位值夜班，单位新址正在建造，暂设在淡水路天主教的诸圣堂里，半夜突然肚疼难挡，我按着肚子忍痛步行走到卢湾区中心医院，打青霉素点滴就消除了病情，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，再晚点穿孔成腹膜炎就麻烦了。
感谢那些救命恩人！
感谢青霉素发明人英国科学家弗莱明！ 儿 童 节
小时候家境比较穷，从来没有零用钱，想吃零食从父母那里磨蹭半天也讨不到两分钱。我发现一个秘密，妈妈喝的咳嗽药水是甜的，就偷偷舔一舔，很解馋的。
有一次居委会一个阿姨给了我两块饼干和一卷水果糖，这真是天上掉馅饼，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大的礼物，紧紧地攥在手里，在弄堂里徘徊，怕回家后被兄弟姐妹分享了。
两块小小的饼干很快被我消灭了，水果糖是用彩色纸卷裹成长圆筒形，很漂亮，里面有一叠扁圆形糖果，真舍不得拆开来。但还是挡不住水果香味的诱惑，小心翼翼拆开纸，拿出一颗糖含在嘴里，甜滋滋的一股香味直冲鼻腔，好舒坦。当然舍不得咬吃了，用舌头慢慢舔着，水果糖外圈比较厚，中间比较薄，舌尖舔着舔着就舔穿了，可以套在舌尖上，圈圈再舔大一点，我就拿出来当成糖戒指套在小拇指上玩。
妈妈告诉我，今天是六一儿童节，小朋友都能得到这样一份礼物。啊！儿童节这么美好，真想每天都过儿童节。
弄堂游戏
清晨，随着：“拎出来呕！”的喊叫声，弄堂苏醒了。家家户户拎出马桶，由收集粪便的人倒入粪车里，随后哗啦哗啦……整条弄堂都是刷洗马桶的声音。上海人家爱干净，马桶里放有一些贝壳，竹制的“划洗”（刷洗马桶的工具）搅动贝壳刮擦马桶内壁，把马桶洗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一点异味，很多马桶一起“划洗”，声音就很响很吵杂了。这时候家家户户也已经起床，把煤球炉搬到弄堂里，劈柴点火生炉子，整条弄堂烟雾袅袅。早起买菜的人陆续回来，上班的人开始离家……弄堂里人来人往，交头接耳，熙熙攘攘。
旺火的炉子搬进灶披间，那里是老人、妇女的地盘，择菜、洗衣、烧饭，张家长，李家短，开始了一天的生活。
弄堂里安静了片刻，又热闹起来，那里成了孩子们的天堂。“打弹子”、“刮香烟牌子”、“造房子”、“跳橡皮筋”……三三两两，一摊一摊，伴有童声歌谣，节奏号子，开开心心，嘻嘻哈哈。
弄堂里不都是温馨的孩童游戏，有些小孩结帮成派，占“弄”为王，穿“里”过“坊”，呼啸即逝，欺负弱小孩童，或者王王之间挑衅“打仗”。遇到过年过节，顽童将炮仗点燃放进晾晒在弄堂的马桶里，盖上盖子，砰！马桶盖飞翻砸地；有时一夜之间马桶的铁箍不翼而飞，成了孩童手里滚圈的玩具；有时走在弄堂里，突然之间一群顽童围上来，将你推翻，人压人叠罗汉，压在下面的，呼不得叫不应，无法挣脱，他们却躺在上面唱童谣。恶作剧不胜枚举……
我们喜欢玩的是“官兵捉强盗”，我和另一个小朋友各带一帮小孩，轮流当“官兵”或“强盗”，这是一个群体活动，也是体力游戏，地域可以扩至几条里弄。“官兵”是追捕者，“强盗”是逃亡者。
游戏开始！“强盗”们一哄而散，“官兵”们紧追弱小的“强盗”，一下子就抓到了几个，被抓的小“强盗”还很守规矩，老老实实地站在指定的圈子里，哇啦哇啦地指挥其他“强盗”们逃跑。剩下的体强力大的“强盗”，就不那么好降服了，因为是对抗性的，抓、挣、追、逃，扭缠在一起，不多一会儿，大家都累得满头大汗。我们几个孩子头商量，改变游戏方法，不固定“官兵”或“强盗”，双方都可以抓对方的俘虏，规定：只要在对方人员的背后拍三下，他就成为你们的俘虏；两队人员如果对面遭遇，不扭打也不抓捕。如此，减少了游戏的体力，增加了趣味和智慧。
游戏开始！两队人马反方向出发，我带着一队人马在弄堂里转悠，搜寻“敌方”人员，毫无踪影。不多一会儿，“敌军”突然出现在我军后方并虏走了我两名队员。怎么回事呢？我发现弄堂转弯角，站着“敌军”人员，都是些弱小女孩，原以为是“敌方”嫌弃她们或掉队人员。见到这些人员不能抓捕，因为有规定，只能在其背后拍三下才算抓到，她们背靠着墙，你就无法下手。她们却成了情报站或消息树，我们走的方向他们一清二楚，而我们成了无头苍蝇，疲于奔命。不行！我们几个赶快躲到没有人的地方紧急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利用消息树为我所用。
我们派几个比较敏捷的小朋友，躲进别人家的灶披间里，弄堂里的后门都是不关的，后门进去就是灶披间，平时也没有人。我带着队伍往前走，并告诫殿后的小朋友时时回头转身，提防背后被人偷袭。“敌军”在消息树的指引下，尾随偷袭我们，埋伏在灶披间里的小伙伴从门缝里见状，就悄悄出来在“敌军”殿后人员背后拍三下，俘虏了几个“敌人”。
如此游戏有趣更有智慧，还有点军事知识呢。
探 险
不知道谁出的主意，说到老城隍庙去，那里不远，且很好玩。小伙伴们已经感觉弄堂太小了，多想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平时从大人的只言片语里知道，沿着自忠路一直走，就能到达老城隍庙。小伙伴中张冬林胆子最大，振臂一呼，我们就跟着出发了。
我们一行五六个人，沿着自忠路往东，大家边走边互相询问和商量，怎样才能走到老城隍庙。我想起大人说过鼻子底下就是路，只要记牢地址，迷路时问人就能回家，心里踏实了许多。走到南阳桥（地名，已没有桥），横在面前的是西藏路，这里离我们居住的顺昌路辑伍坊，已经有三条马路了，面对宽宽的西藏路和来来往往的车辆，心里有点害怕。我的衣服被一个小孩拉了几下：“芳芳哥哥，我们回去吧！我出来还没有告诉我妈呢。”我也有点犹豫，但是好奇诱惑着我，又看到张冬林几个小朋友快要穿过马路了，再不走就去不成了，我拉起小朋友的手“不怕！我们一起去、一起回”勇敢地穿越了西藏路。
过了西藏路，发现前面的路（方浜西路）与我们走过的路不是笔直连接的，与想象中的情景不一样。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南市区的棋盘路，弹硌路面，弯弯曲曲，岔路多又不规则。不少人胆怯了，嘀咕着要回家，其他人脚不停步坚持往前走，胆小的人没有办法，回去更没有胆量，只能拖拖拉拉地跟在后面。方浜路很长，方浜西路、方浜中路和方浜东路连成一条路，弯弯曲曲，在露香园路、慈修庵等地还拐了几个大弯，麻烦的是我们不识字，不知道路名，也不辨东南西北，小孩有自己的记忆方法，我们互相提醒，记住走过路上的醒目标志；例如理发店门口的旋转圆柱、红色的消防拴、绿色的邮筒……
走走说说，不知不觉又到了一条宽宽的马路边，这是河南南路，站在路边可以看到对面残缺的城墙，那里就是老城隍庙的西门，真是兴奋啊！目的地到了。穿过河南路，我们进入老城隍庙境地。我们没有到达九曲桥、豫园等地方，因为那时还不知道有这些好玩的地方，我们在旧校场路附近折返回家。
虽然这是一次简单的出行，但对于第一次跨出弄堂的七、八岁小孩，不亚于一次真正的“探险”，当时在我们心里，想象与现实差别真大，其间不乏勇敢与胆怯的搏斗，决心与犹豫的争夺，好奇与畏缩的挣扎，最后的“探险”成功，让我们体会到了亲身实践的滋味。以后我一个人也敢到老城隍庙去了，这是我亲自征服的路。
故 乡
小说、电影、诗词中的故乡,大都是一条蜿蜒的小路，一条弯曲的小河，一座青山，一片田野和小屋，或者一弯海港和渔船。曾经，我对故乡也是这样理解的，认为在农村出生的人才有故乡，从字面上看，故乡、故乡，就是在乡下的地方。其实故乡就是自己的家乡，自己出生的地方，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。
说起故乡,人人会有一番莫名的激动。我的故乡是上海，说起故乡，我也会激动，倒不是说上海的高楼洋房如何穿透云霄；也不是遍地轿车和电灯电话超前现代化；更不是霓虹光圈里的醉生梦死；等等这些似乎可以炫耀的谈资。我的故乡在上海，在石库门弄堂，那里是我的出生地，有我的童年，我的小伙伴，我的故事。
说起上海必提外滩，我脑海中的外滩与现在的大相径庭。阿姆住在新开河一带（近延安东路），英囡阿姐结婚后住在十六铺的外咸瓜街，我们常到那里玩。那时候在外滩看到的是一片滩涂，一条长长的铁索链，将行人隔在滩涂外。蓝天白云下，看潮涨潮落，小蟹满地跑，在滩涂洞里钻进钻出。苏、浙、闽木帆船，云集成片，船头画有彩色大眼睛，桅杆林立；江鸥在桅杆顶上盘旋嗷鸣，眺望远处黄绿色的江中一群江猪（江豚）一拱一沉；有一天我们住在英囡阿姐家里，凌晨三、四点钟，被一阵喧闹声吵醒，原来十六铺水产码头开称了，各种水产挑上码头，批发的人群来来往往，非常繁忙，微风中夹杂着鱼腥味。
我家住在上海市自忠路210弄，是辑伍坊21号。自忠路最早是西门路，为纪念抗日将领张自忠而命名为自忠路，文革期间改回西门路，文革结束后又恢复自忠路。辑伍坊有20多幢典型的石库门建筑。以21号为例，两扇漆黑厚重的大门，门上两个敲门的铜环，推门进去是天井，是抬头见天的一小块地方。还真有口井，井水冬暖夏凉，夏天有人在井里冰镇西瓜。右边是东厢房，住着一家旧政职员（没有西厢房，23号有西厢房没有东厢房，两个门洞的建筑是对称的），正面是客堂，公共场所。穿过客堂前面是右斜向上的楼梯，楼梯下面，右边是后厢房，又小又暗，住着一户工人，楼梯左边，一条小小走廊直通后门，走廊右边是灶披间。顺着楼梯到二楼，正面是前楼，住着公司职员，二楼东厢房是远洋轮大副家，与厢房连着的北面小房间，住着他家老人，亭子间里是小学老师一家，再转弯上去是晒台。
厢房和前楼朝南，阳光充足，冬暖夏凉；亭子间下面是灶披间，上面是晒台，夏天最难熬，上面逼晒，下面火燎；客堂和灶披间是公用场所，灶披间是一幢楼里各家各户烧饭的地方，住房紧张时，房东将客堂和灶披间这些公共场地辟出来出租赚钱，各家各户的烧饭就被挤到门口、走道、晒台等地方，灶披间朝北，阴暗沉闷，湿寒难挡，只有八个平方米，我家就住在那里，爸爸妈妈和五个小孩，爸爸妈妈都是手工业者。
住房条件与社会阶层及其相符，简直是一个社会缩影。
辑伍坊大多数楼房与此类似，也有不少楼房兼有其他功能。1号那里是个死弄堂，五十年代生育高峰，小孩多、学校少，政府就把这条弄堂拦起来，办了自忠路第一小学；2号是一家制笔厂叫冯燮堂，工人们拿着牛角板梳理山羊毛，一堆一堆羊毛被梳理成毛笔头，有大有小，我们小时候买不起正品毛笔，还专门到这家厂里，买过等外品毛笔呢；辑伍坊与旁边好像是三庆里有一个结合部，结合部很不正规，形成了一个前宽后窄的三角形空间，人们利用该空间搭建二层楼的房子成了24号，因为是夹缝里的房子，左右后面都没有窗，一扇70公分宽的小门，底楼分前后两个部分，门面是赵富的裁缝店，后面是我父亲的成衣作坊，阴暗潮湿，白天也要开灯，地上还有窨井盖；25号原来是两条弄堂的过道，铁门拆除以后建成了住房，住着一家也是成衣铺，主人罗姓，我们叫他姑父，沉默寡语，规矩老实。其小儿子罗力强喜欢音乐，从篱笆上抽出一根竹子，裁截成竹笛长短，8号铁丝在炉子里烧红了，在竹子上钻孔，劈开较粗的竹子，取出竹叶作笛膜，整天练习吹奏。姑父嫌其影响邻居，将竹笛劈毁，他再制作，又被姑父当柴火烧了，几次三番，他不厌其烦再制作，并藏了起来，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参了军，在海军文工队吹笛子，又学会了萨克斯、长笛等，成了吹奏演员。我退休后也学会了吹奏葫芦丝、萨克斯，与其交往学到了许多技巧；25号旁边的一条弄堂有一家印刷厂，嘚啷啷、嘚啷啷……的声响，昼夜不停，印刷机是圆盘式的，颜料滚筒间歇地在圆盘上涂刷颜料，圆盘与印板一开一合，张开的一瞬间工人将印好的纸张拿出来，同时放进去一张白纸，人与机器的动作相当协调，稍有不慎，手就会被机器夹伤。切割纸张的机器很高大，厚厚一沓纸，噹啷啷啷，被整整齐齐切下来，边角料一叠一叠的，我们花几分几毛钱把它买来装订成册，做草稿纸，或者折纸做玩具。曾经有个小孩，在机器还没有停下来，就伸手去抢边角料，手指头被整整齐齐切去了；21号后门东北面有一家织布厂。灰蒙蒙的车间，灯光昏黄，噪声嗡嗡。夏天，工人们汗流浃背，有的还打赤背，老板娘比老板严厉，亲临车间督战。
家庭作坊和弄堂工厂也是上海工业的支柱之一。
黄梅季节刚过，弄堂里就摆出了各种各样的晒物，最吸引人的是戏装，不知哪家是唱戏的，行头特别多。家里晒不下，就搬到弄堂里铺上报纸，摆开箱子，服装、鞋子、头饰，占满了半条弄堂，五颜六色，琳琅满目，大饱眼福。布帛绸缎的戏装，柔柔软软的，在阳光照射下流光溢彩，服装上绣有蓝海旦日，云龙凤鸟。许多衣服的袖口上有一段白绸，长长的似流水静卧在那里。凤冠最漂亮，帽子上布满了金银、珠宝、玛瑙等材料做成的凤鸟、花草等饰品，丰富多彩，一顶帽子足可以开一家珠宝饰品店了。靴子的厚底有拳头高，像现在的松糕鞋。那些披肩、斗篷、马褂，盔、巾、帽、帕等等，点缀其间，似繁花丛的闪亮星星；中药铺也来轧闹猛，在阳光下摆开摊子，人参、党参、丹参，天麻、杜仲、三七，红花、黄芪、白术，山楂、橘皮、甘草，冬虫夏草、蜈蚣蛇蝎……很多不知名的花花草草、飞禽走兽、树皮草根、泥土矿石，林林总总铺满一地，真是大开眼界。空气中弥散着浓浓的中草药味，小孩子不识药，很希奇那些比手掌还长的蜈蚣，被竹片穿着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，我们最怕蜈蚣，金头红身绿肚，长长的身体一节套着一节，身边长满细脚，像两排整齐的船浆，船桨此起彼伏，两条波纹闪动，爬行中嘴钳子还一闭一合的，耀武扬威，狰狞恐怖，想不到还能入药，据说药效还很好。那些散落在边缘的像枯树枝的甘草很吸引我们，甘草的甜味香味很浓，咀嚼在嘴里余味可以保留很长时间，我们捡拾一些离开报纸较远的甘草吃，这不叫偷，因为甘草已经离开了他们的领地，我们只当是他们不要了的东西。
那时生活拮据，母亲也得帮父亲干活，无暇照管我们，我们就大带小，自己玩耍，困了钻进自己的被窝里睡觉。八平方米的灶披间搭了一个阁楼，变成了两层楼，下面放一张大床、一个五斗橱、一张桌子、几只凳子，烧饭的炉子在外面的走廊里，阁楼上有一只黑箱子，里面装着一家人的衣物，我们小孩通铺睡在阁楼上。有一次父母深夜回来，黑暗中摸着孩子的头数人数，少了一个，怎么也找不到，就报告了派出所，原来是姐姐滚到了黑箱子后面狭小的夹缝里了。
夏天，没有电风扇，更没有空调，热得睡不着，自己摇着扇子风凉，姐姐提议：大家睡成一排，让一个人站起来横着给大家扇风，每次100下，大家轮流辛苦，轮流享福。并提出，出主意的人，最后给大家扇风，大家无异议。凉风习习，享受着别人的劳动真舒服，轮到自己给大家扇风也无怨言。我老老实实，使劲扇了100下，完成任务。轮到姐姐给大家扇风，她睡着了，叫不醒，捏鼻子、挖耳朵，怎么也弄不醒，只得作罢，真是好逸恶劳。有时爸爸妈妈会偷空买来棒冰，只够一人半根，“我要带棒的。”“我也要带棒的。”怎么办？我们商量着：用手指甲卡在棒冰中间，有棒的一端少一点，没棒的一端多一点，然后让不要棒的人咬下棒冰，拿棒的人，从容地舔舔吮吮，悠闲惬意；没拿棒的人，用手指夹着冰，在嘴里哈进哈出，但体积比有棒的多，各得其所，大家不吃亏，这样的分配渗透着孩子们的智慧。
左邻右舍时常照顾我们，住在二楼厢房的邓家阿姨，丈夫是远洋轮大副，有三个孩子，常常下来照管我们，帮我们洗澡，监督睡觉，有时还帮我妈周转资金，邓家阿姨已经搬走了，还健在，将近百岁，人好命长；左邻是资本家，开纺织厂，占据整幢楼房，他家帮拥的阿姨也会来照顾我们，主人家允许她将不吃的菜肴或者择菜下来部分送给我们，记得有一次，我吃到甲鱼蛋，味道真美，鲜鲜的、粉粉的，醇厚味感现在还能回味。阿姨是乡下人，没有文化，我们要求她哄我们睡觉必须讲故事，她翻来覆去地讲，却只有一个故事《上错轿》，每当讲到新娘子上错轿被抬走时，她自己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，弄的我们莫名其妙。
记得我读书那年的夏天，我和姐姐一人一边从炉子上端下一大锅绿豆汤，我人小，大锅向我侧倾斜，溢出的绿豆汤，烫伤了我左脚，脚背较严重，我们赶快用自来水冲洗，脚背上一大片水泡整破了，有的说涂点酱油就会好，有的说涂牙膏很灵的，最后，还是邻居用香港买来的烫伤药膏敷上，才见好转。不能在弄堂里玩了，我就拿个小板凳，静静地坐着，与邻居家的小孩闲谈从大朋友那里听来的奇闻。邻居小女孩英英，常常是我的听客，记得有一次我讲到蛇岛，把蛇岛讲得恐怖奇趣，她张着嘴听得津津有味，我也惊讶自己哪来这么大能耐，炫耀和沾沾自喜的感觉真好，我们意犹未尽，突然传来她妈妈的呵斥声，从她妈妈语气里可以听出，她妈妈不喜欢她与穷小子交往，小小的心灵受到了小小的刺激。
1965年我们搬过一次家，还在自忠路上，1968年我参军离家，探家时还专门旧地重游过，模样没变，觉得弄堂小了，想不明白当时在这么小的弄堂里怎么踢足球，怎么狂奔的。遇见故人，一阵漪涟，故乡的情愫便涌在喉头。
1999年“辑伍坊”和旁边的“三庆里”对面的“天和里”等很多条弄堂都拆迁了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之际，改造成现在的太平桥人工湖公园（翠湖公园），并与“新天地”、党的一大会址连接成一片绿树、翠湖、草地互相映辉的美丽风景区。
上 学 了
到上学的年龄了，妈妈带着我去报名上学，那天下着雨，我们到邑庙区中心小学（那时译音叫娜格纳小学）面试，主考老师问了我几个问题，诸如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家有些什么人？兄弟姐妹有几个？等等。
几天后，我见妈妈拿着一张通知书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我不懂事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也没有意识去追问。不久，小伙伴中有的人背起书包上学了。我闲在家里，仍然在弄堂里疯玩。
第二年，也是这个季节，妈妈又收到一张通知书，这次她告诉我，我可以上学了。爸爸是裁缝，马上用零料布给我缝制了一个书包，又缝制了一个笔袋，里面放了几支铅笔。这就是我的全部学习用品。
学校是黄陂南路第二小学，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很近。高大的学校大门给人一种神圣感，宽大的操场，周边绿树成荫，三层楼教室，连上厕所都在房间里（那时弄堂里的男厕所，只是两边用半人高短墙遮羞的半敞开式的建筑）与弄堂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地。跨进大门的一瞬间，我脑海中浮现了不久前的一件事。
不久以前，我到复兴公园玩，沿着自忠路一直往西，穿过重庆南路，是一家幼儿园，密密匝匝的篱笆墙，漆黑高大，透过篱笆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的场景：绿油油的草地，白墙红瓦的楼房，滑梯、秋千、跷跷板、独木桥等等小孩玩具样样具全。这时开过来一辆漂亮的大巴车，停在路边，穿制服的工作人员马上组成一道走廊，拦住我和行人，让车上下来的小孩子们鱼贯通过，他们穿着海魂衫，帽子后面有两根飘带，原来是海军部队的幼儿园，他们走进幼儿园尽情玩耍。我第一次尝到了羡慕和妒忌的滋味。
现在，我也跨进了神圣的学校，看我有多神气。
我被分在一（3）班，班里大多数是弄堂里的小伙伴，穷小子多，看上去我和几个小朋友的年龄比其他小朋友要大些。几年以后我才弄明白：那年，我报考邑庙区中心小学是录取的，妈妈拿着录取通知犯愁，是因为已经有两个小孩（我哥和我姐）读书了，再让我读书经济上负担不起。第二年，所有学校改制成公办，学费6元，才让我读书，所以我比一般小朋友晚读一年书，年龄也大一些。
余 老 师
班里大多数小朋友没有上过幼儿园，也没有经过学前教育，野惯了，不习惯学校的各种规矩，上课讲话、做小动作，甚至在教室里走动。有的小朋友玩弹弓，用纸做的子弹互射，课堂像茶馆。我们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，是个女老师，叫余卫巾，二十岁来岁，细挑个儿，大眼睛，鸭蛋脸，长发披肩，非常漂亮。她倒很有耐心，更有办法。课堂乱时，她把我们集中到走廊里，然后一个一个走进教室，站到自己的座位，全部站好后喊口令：“坐下！”培养集体主义观念。有时，课堂实在太乱，她连喊两个“起立！”“坐下！”，教室里马上肃静了。
富家子女穿着体面，干净整洁，学习成绩好；穷人家孩子衣着破旧，蓬头垢面，学习又跟不上。老师当然喜欢他们啦，但是老师也不嫌弃我们。
记得初小时，我的学习成绩很不好，经常开红灯（那时学习成绩评定实行5分制，0到5分，5分最好，0分最差，2分以下不及格，是用红笔批的分数，不及格就叫开红灯）。作业本黑不溜秋，涂改得自己也看不清楚。我没有铅笔盒，布制笔袋不能保护笔尖，在家用切菜刀削好的铅笔，到学校笔尖就断了，也没有铅笔刀，用牙齿咬碎铅笔木头，露出铅笔芯，再在纸上磨尖铅笔芯。写错了也没有橡皮，用手指头擦，干乎乎的擦不掉，就在手指头上沾点口水，擦来擦去作业本也擦破了，本子也越擦越黑。
我的情况不是特例，余老师也渐渐发现了。老师通过家访来了解我们。那天，一位漂亮的小姐深入到弄堂里的亭子间、灶披间、黑暗的后楼，访贫问苦，她的后面跟着一群小学生，唧唧喳喳，好奇又忐忑，“从XX家出来了”“要到哪一家啊？”“可不要到我家！”弄堂里沸沸扬扬，大人们探头探脑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余老师落落大方，款款走来，与家长聊天，谈小朋友在学校的情况。到我家了，我记得我妈和余老师是站着交谈的，余老师了解了我家情况，摸着我的头表扬了我，说我在班里打扫卫生很积极，是个好孩子，要求家长给小孩较好的学习条件。我很感动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好好学习。
不知什么时候起，缺橡皮的学生，课桌里出现了一块橡皮，缺铅笔刀的学生，课桌里出现了一把小刀片，并且都附有一张不具名的“好好学习”的纸条。有学生报告了老师，余老师在班里表扬了不具名的好人好事，号召同学们要扶弱助贫，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。孩子们最会模仿，一下子好人好事在班里蔚成风气。
那天，我发现班里有个同学没有毛笔，我有两支，一支较好，一直很差，我也想用这种方式悄悄帮助他，但是，送哪一支呢？心里很纠结，我没有钱买一支更好的了。脑海中好像有人对我说：好事要做好。我用纸小心包好那支心爱的毛笔，也附了一张好好学习的纸条，悄悄地塞进他的课桌里。
小朋友们互相熟悉了，有几个已经成了好朋友；大家把余老师看成了自己的大姐姐，可以毫无障碍地进行交流。余老师乘势利导，根据地理位置和学习情况，分片把我们组成小小组（即课外活动小组），弄堂里闲逛的野小子少了，闯祸的几率减少了，放学后一起做作业和看书的现象多了，孩子们有自己的小伙伴，高兴了，家长尤其是双职工家长放心了。依稀记得我的小小组在赵蓓妮家，她家是开牙科诊所的，条件比较好，她父亲还给我补过牙齿。有一次，不知何故我们到苏茹君家去开展小小组活动，她家在黄陂南路（近兴业路）一大会址对面的卢湾区党校里面，她父亲是中共党员，那里环境优美，小桥流水，树木茂盛，鸟语花香，她有一个弟弟，跟着我们一起玩。
我们逐渐养成了看书的习惯，但是零用钱少，买不了几本书，有时在小书摊，站在别人背后偷看，常常被书摊老板训斥；为了解馋，同学之间互相借书看。余老师让我把班里小朋友的书集中起来，办了个小小图书馆，每星期借还书一次，书集中起来由我保管，正中下怀，我看的书就比别人多。
余老师想方设法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。有一次，余老师拿了五张《白雪公主》的电影票，说是要带五个学生去看电影，四个学习优秀的孩子已经点到名了，她拿着最后一张问：谁要？教室里小手林立，“我要！”“我要！”的呼声不断，她扫视全班，见我一个人没有举手，而且无动于衷，她突然宣布了我的名字，大家一下子泄气了，几十双眼睛一齐扫向我，既羡慕又妒嫉。幸运之神不期降临，我很高兴，但很坦然。至此以后，好像幸运之神与我有缘，在我一生中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，那是后话。
有几天不见余老师来上课了，听说她病了，同学们想念她，决定结伴壮胆去探望她。她家在南昌大楼，好像是17楼，有电梯。电梯工不嫌弃我们，涌进电梯有点怯怯的；进到她家，眼睛一亮，宽大的窗户、明亮的家具、锃亮的地板。男孩们毫不怯场，不顾一切地在地板上滚爬起来，女孩子们规规矩矩地拥在余老师身边。余老师半卧在床上，快乐地看着我们调皮。我第一次看到厚厚的、软软的席梦思床，余老师半个身体陷进床里，垫着高高的枕头才看到她上半身，华丽的被子，非常滑爽。这幅华贵的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余老师了解一下我们的学习情况后，就询问起我们的绰号，这下戳到了我们的兴趣点，当时大家喜欢看三国演义小说，都自比自诩起来，“我是常胜将军赵子龙”“我是黑脸猛将张飞”……余老师说：好像没有姓夏的？我说：“我是妙才夏侯渊。”风头都被我们男孩子抢去了。
离开老师家的时候，真是有点依依不舍，感觉我们与余老师的距离又近了一步。
进入高小以后，我的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，尤其是我喜欢上了作文，还记得我的第一篇作文是《我家的虎皮花猫》。我家花猫皮色像老虎，白天睡在我的案头，晚上钻进我的被窝，下半夜就去抓老鼠，有一次它把一只老鼠放进了我妈的高统靴子里，我妈穿鞋子时感觉里面软软的，倒出来一看是只大老鼠，吓了一大跳。由于我和猫咪朝夕相处，我把猫咪白天眼睛是一条线和晚上眼睛亮而圆的特点写出来了。老师说我观察仔细，有生活情趣，并被选为讲评的作文。我们每星期都有作文课，第一个星期写作，第二个星期讲评，我的作文几乎都被选为讲评作文，我也特期望讲评课的到来，一直到初中，我的作文成绩都保持在四加和五减之间。
余老师从一年级带我们到六年级毕业，一直是我们的语文老师、班主任。六十多年了，余老师的靓丽影像一直在我的脑海里，每每出现，逼真而又温馨，很多次冲动着想去看望我的启蒙老师，总羞于没有混出个人样而退却。尓今我也古稀，余老师应该八九十岁了，从心底里祝愿余老师长命百岁。
从”伞”说开去
上海四季分明，雨水却很多，春雨淅沥，秋雨绵绵，夏雨倾盆，冬季雨夹雪频频，上海人由此与伞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“人家都有‘命'，就是我没有……”，这是我从隔壁人家收音机里听来的独脚戏。戏说，有一个乡下人到上海学生意，老板差伊（派他）跑外勤，因为没有伞，经常被雨淋，很是烦恼，于是写信让家里寄钱买伞。因为识字不多，“伞”字不知怎么写，想象着上面一撇一捺像伞面，下面一口就是一个人，拿着伞柄就是一竖，稀里糊涂变成了一个“命”字。家里接到信，吓了一跳，猜想这小子在上海犯了法，要被枪毙了，想用钱赎命，年老的父母卖掉耕牛，带钱到上海，为儿子赎命。
谁家里没有几把伞，不仅有晴雨伞，还有折叠伞、自动伞等等。
小时候，我家里没有伞，这不是笑话。后来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一把又破旧、又粗糙、又笨重的黄色油布伞，伞面是桐油浸泡成的油布，桐油不易干，伞面粘粘的，主伞骨粗壮，竹节也不削磨，摸上去疙疙瘩瘩，支伞骨也是这样，还带有竹刺，汇集支伞骨的铰链座（伞盘）粗大毛糙，推起来比较吃力，该伞没有锁住支伞骨的机构，只是在主伞骨上钻个洞，一根细绳系着一根小竹棍，将小竹棍插进洞里来锁住伞盘，使用起来很不方便。这把伞平时放在不显眼的地方，一到下雨天它就成了宝贝，母亲一早起来，撑着雨伞去买菜，接着姐姐拿着雨伞去上学，我们男孩子没有资格享受雨伞，与其他穷孩子一样，一手举着书包盖住头，一手提着鞋子，赤着脚呼啸着冒雨奔向学校。
课余时间，姐姐带我去菜市场检拾别人遗弃的菜皮叶子，因为天下雨，去捡拾的人少一些，我们就可以多检一些，这个时候我们俩可以共享一把雨伞，粗笨的雨伞要撑开来还真不容易，两个小孩的力气加在一起还差点儿，我们把雨伞顶在墙上，推着伞盘往墙上顶，喊着口号：“一、二、三”随着哗啦啦一声响，粘合着的伞面总算撑开了。
从一把雨伞可以看出我们家的物质是多么匮乏。国家困难时期，正是我家最艰难时期。父母都工作，加起来月收入不足90元，要养活七个人，每人生活费12元，刚刚超过贫困线（当时的贫困线是人均11元），孩子们都在读书，且值长身体时期，营养不谈，吃饱也无法保证。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十岁我就会生炉子、烧饭、做家务。清晨我们到菜场捡菜皮败叶，加上便宜的萝卜叶子，洗净、晾晒、切碎，腌制成咸菜；太平桥顺昌路一带是餐饮一条街，晚上做大饼油条等点心的炉子都熄火了，里面的煤球还滚烫的，没有烧净，我和姐姐就到那里去，把煤球掏出来，拍掉煤灰露出黑色的球心，就是可以烧火的煤球，这和《红灯记》里的铁梅，捡煤渣是一回事，有时掏到还在燃烧的煤球，手上都会起泡。顺昌路和自忠路交界是太平桥，在路口的西北角街面的二楼是一家茶馆，兼有评弹说书。我们把煤球掏出来等待冷却，就悄悄爬到二楼楼梯口听说书；粮食紧缺，粳米成奢侈品，籼米也不够吃，我们想了很多办法，一是将煮熟的饭加点水再烧一次，再胀一胀，锅里的饭好像增多了，但是像爆米花很松软，就是不耐饥。还有就是在饭中加上杂菜豆类等，蚕豆饭很香，即使蚕豆皮又老又硬，也很诱人。比较难吃的是豆腐渣饭，磨豆浆滤出来的豆腐渣烧在饭里。实在没有吃的，就用豆腐渣煮菜皮，卡在喉咙里，很难下咽。如果有南瓜我们就做南瓜饼，不是现在酒宴上的小点心南瓜饼，我们做的南瓜饼是将南瓜煮熟了，去硬皮、捣碎，加上豆腐渣，条件好的加点面粉，和起来，做成圆饼，在铁锅里烙熟，热的时候很好吃，如果能在油锅里煎出来，不会亚于现在的南瓜饼；饥饿加上寒冷，日子就更难过，我们的衣服只有一个功能——遮体，达不到保暖。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，天下着大雪，我穿着露出两个脚指头的胶鞋，去菜市场捡菜皮叶子，捡煤球时抱着炉子取暖，晚上睡觉时，手脚顶起棉被，在昏暗的灯光照射下，像一幅天空的水墨画，一团一团棉絮像乌云，没有棉絮的透空处就是天空，天空多于乌云，冷得我抱着花猫取暖。我弟弟的衣服补丁摞补丁，学校硬要拿去，说是作为旧社会生活的实物展品，也不发一件衣服给我们，即使这样的破衣服，我家也就此少了一件，要我家做一件新衣服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最苦的是我哥哥，为了缓解家里的生活困难，阿姆出主意，将我哥报名到三门峡水泥厂工作，家里的困难暂时缓解了，苦了我哥。当时我哥不到十六岁，还是孩子的我哥，要扛起大人的重活。国家困难时期，吃不饱，浮肿从脚爬到胸口，浑身无力，有一次上夜班，车间里空气混浊，他到门口的电线杆子下面打了个瞌睡，就被抓了起来，说是破坏电力系统而被判刑。人在监狱，厂里还是经常断电，原来那根电线杆子上面是输电裸线，风吹电线晃动而碰撞在一起，引起短路跳闸。事情清楚了，厂方问我妈有何要求，我妈已经后悔让我哥去外地工作了，什么也没提，只要求马上放人回上海。那是个冬季的午夜，我随妈妈到北站接我哥。月台上乘客已经散尽，只有一个检修工在铁轨旁走几步，敲几下。远处一个瘦小的影子，拖着个破帆布箱（当时箱子是没有轮子的），从夜幕中钻出来，出现在昏暗的路灯下。哥已经没有人形，只有妈妈能认出来，赶紧迎上去，哥哥木讷地站着，没有力气讲话，“回来就好，”“回来就好，”妈妈叨叨着。
哥哥回来了，但是户口还没有报进，六个人的口粮，七个人吃，肚子更饿了。爸爸叫我到晒台上收被子，两层半的楼梯，我爬到一半，头昏眼花，浑身无力。饿得实在不行，我拿出积攒了半年多的两毛钱，在太平桥小贩那里，买了个烘山芋充饥。
屋漏偏逢雨，爸爸病了，肺结核。公私合营以后，爸爸转业到漕宝路的一家化工厂工作，长年与剧毒的粗苯打交道，那时没有防护意识，也没有防护设备。肺穿了一个洞，住院治疗后，厂工会安排他到皋兰路（近思南路）工人疗养院修养。
国家度过了困难时期，我家也摆脱了艰难困苦，爸爸恢复了健康，哥哥报上了户口，并且有了工作，家境开始好转，我的童年也结束了。
我的童年能说是金色的吗？想想非洲、伊拉克、叙利亚等等，那些生活在苦难和战火中的儿童，我有这样一个银色的童年，应该很满意了，愿全世界所有的小朋友，都有个金色的童年。
2018年6月27日
